许多国外知名人士认为,西方的多党制民主弊端越来越明显,往往导致决策能力下降,许多经济社会问题被各方政治力量作为斗争的筹码而拖延不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式多党合作政治发展模式却具有广集民意、决策高效、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最大民主国家印度为什么赶不上中国?》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成就归功于中国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体制,印度实行多党制,而中国拒绝多党制,但印度的发展速度无法超越中国。中国在提高人民预期寿命、普及教育、提供医疗服务方面,做得比印度要多得多。
美国著名学者，«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对多党制下的印度以及两党制下的美国,与中国的政治模式进行了比较。他指出,中国的政治模式有一些重要的优势,其中一个就是它的决策,如果你比较一下中印的话,对比是相当明显的。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得非常好,比如非常庞大的机场、高速铁路,还有桥梁和水电大坝等等,因为中国政府是中央集权的,能够很快实施这样的项目。在印度,基础设施远远没有中国这样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制度使得它拥有巨大的优势。虽然美国的决策表现没有印度那么糟糕,但实际上也面临着政治制度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財政赤字,每一个专家都知道,这种趋势是不可持续的,由于最近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差点因此瘫痪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整个制衡体系使得政府难以运作。而中国政府对于金融、经济都有非常直接、影响力强大的干预和调控,因而经济增长快,对于市场动荡的反应较快。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有一章的标题竟然是“假如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他举例道:“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美国从1973年就开始了将汽油去铅的进程,但直到1995年才基本实现了全部汽油的无铅处理。而中国决定于1998年开始实行无铅化,1999年新标准已在北京地区试行,2000年全部实现了汽油无铅化。 美国从1975年就着手制定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32年后才取得重大进展。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于2003年开始将轿车、卡车的经济燃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结果,该标准在次年即获得批准并于2005年开始实施。”最后他感叹道:“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做出重大决策)。要是我们可以做一天中国有多好……”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也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改革“相当有效地应对了(党所面临的)许多挑战……从而维持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快速高效地保持了经济的发展”。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是,中国政府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表示:“我们千万别要求或指望他们将遵循我们更加熟悉的机制。他们将实行一种适合中国国情,而不是照搬西方的中国模式”。
许多国外知名人士认为,中国的成功实践证明其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对长期以来的西方发展模式形成了挑战,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了“北京共识”理论。他认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发展。就中国而言,发展的三个基本定理是: ( 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 (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墨西哥学者杜塞尔·思里克认为,“北京共识”与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不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即根据发展情况,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对政策措施进行修正。墨西哥和拉美国家盲目采用新自由主义理论,造成了可悲的结果。“北京共识”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既否定了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极端私有化模式。它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中国模式是国际最优经验和中国本身实践结合的产物,既有世界性,也有中国性。
有些学者开始认真地检讨中国的制度模式,更加客观地对待中国的制度特点和制度优势。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皮沃瓦罗娃认为,中国模式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导向、受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是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可谓背道而驰。”另一位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成为缩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国”对世界格局垄断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香港末任总督彭定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说,中国在传扬着人们不需要西方式民主也可以致富的观念,这是中国对西方的最大挑战,对美国主导的体系的根基提出了挑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兰普顿在《中国力量的三面》一书中认为,中国领导人是有战略眼光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是足智多谋的。这里不是自私自利的足智多谋,而是他们会想办法出主意怎么把事情做好。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在2009年年初曾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他认为,中国目前所采用的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混合制度,它与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存在相通之处。这不像当初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那样是一对天然的矛盾。
澳大利亚学者贝哲民指出,中国的经验表明,同时追求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是可能实现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向那些不得不应对宗教对抗、大量难民涌入、食品价格暴涨、经济危机一触即发的政府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一模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度关注，尤其中国经受住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这更激起了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兴趣。
